与同在日本关西地区的京都、奈良相比，大阪似乎显得更为现代化与都市化。好在，在大阪历史博物馆里，还是能清楚看到这座城市的往昔岁月。

  若是说大阪历史博物馆的格局有什么特别之处的话，参观次序大约是个显而易见的地方。进入底层入口后，游客需要乘坐电梯直达10楼，再逐层向下参观各个展厅。这样做的好处，大约是让游客可以在第一时间，眺望不远处的大阪城（堡），包括那座在日本“时代剧（古装剧）”中无数次现身的“天守阁”——虽然博物馆里的文字注解显示，这座几乎成为古代大阪象征的巍峨“天守”，其实是在1931年才根据十六世纪的样式，以钢筋混凝土重建而成，距今不足百年。

  有趣的是，从大阪历史博物馆展品的文字说明看，颇有几分欲“国际化”而不得的味道。诚然，在展厅入口的总说明及重要展品的注解里，采用了多种语文（日文、英文、韩文、繁体与简体中文）。但一则，大多数展品的文字说明依然只用日文；二则，有限的外文注解的水平也让人不敢恭维。譬如，在提及近代学校建设时，其中文说明写道，“由于小学的建设承坦经费的本地”，里面不但有错别字（“承坦”），还是句中国人看不懂的中文。这句话的意思其实是“由于小学的建设经费由当地承担”。

  大阪历史博物馆展厅的布设，大体依照时间顺序排列。其他的还有一个难波（Naniwa）考古研究所。“难波”就是“大阪”的古称，有训读（Naniwa）与音读（Namba）的不同念法（大阪地铁就有一站叫“Namba”）。这个考古研究所里将考古学者比作“名侦探”，介绍考古工作的一些常识，显然带有科普性质。

  虽说博物馆内的外文说明虽有似无，但其展品本身，还是跨越了日本国的范围，呈现出一种有趣的“国际化”面貌。譬如，在最先展示在游客面前的“古代难波的序章”里，出现了公元6世纪出土的铁质马具实物。考虑到同时期日本列岛上出现了相当强大的倭王权（君主称为“大王”）的历史，这很容易让人想起日本历史学家江上波夫在1948年提出“骑马民族征服说”——与东北亚大陆游牧民族有亲缘关系的民族以朝鲜半岛为据点，依仗较为强大的武力征服了日本。著名语言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克威思（汉名“白桂思”）也找到了这一假说的语言学证据，残留在汉籍中的高句丽语词中很有一些与日语相近。比如“三”在高句丽语记做“密”，而日语训读是“み（mi）”。不过，大阪历史博物馆对此显然采取了述而不作的态度，并无意对“骑马民族征服说”证实或证伪，而只是简单提到5世纪倭王权时期，汉字、制陶、骑马等技术从东亚大陆传入日本。

  稍后，作为濑户内海航路的起点与终点，“难波成为大陆文化的窗口”。前往中国的遣隋使、遣唐使及前往朝鲜半岛的遣新罗使都是从此扬帆出航，或满载而归的。7世纪中期，“大化改新”后的日本朝廷设“难波京”，一度定都大阪。前后两期的“难波宫”成为这段历史的线 难波宫遗址

  难波宫的遗址，其实就在大阪历史博物馆不远处，从馆中亦可眺望得见。前期难波宫称为“日本最早的正规大陆式宫殿”，可惜在686年毁于大火。此事在日本古史《日本书记》也有“难波大藏省失火，宫室悉焚”的文字记载。而随后建起的后期难波宫则带上了更为强烈的“中国风”，其太极殿复原图与唐代长安宫殿颇有相似之处。制作精良的难波宫整体复原模型也可以很容易看出唐代皇家建筑文化的影响。彼时日本“全盘唐化”的程度，从博物馆展出的难波京时代宫廷侍从、宫女、朝臣的服饰复原里，亦可窥豹而见一斑。正是因为古代难波与日本域外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整个十层展厅以“古代的难波与世界”大型画板作总结，不是没理由的。

  从十层走到九层，展厅主题一变而为“大阪本愿寺的时代”与“天下台所（指厨房）的时代”。实际上，大阪本愿寺建于1496年，与桓武天皇迁都平安京（794），难波京完全失去政治中心的地位相距竟达7个世纪。这段不算短暂的历史在大阪历史博物馆的陈设中竟一掠而过，可见彼时大阪的城市发展，经历了一段为时不短的低谷期。以此也能够准确的看出，与许多早期城市一样，古代大阪的兴衰，同样依附于政权变迁。

  不过，大阪历史博物馆似乎也在有意淡化甚至消解这一印象。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博物馆的陈设里鲜少出现政治、军事历史人物介绍。不论是难波京时代的诸多大王（后来称作“天皇”）及其朝堂重臣，还是建立大阪本愿寺的本愿寺莲如与一个世纪后正式筑起大阪（起初叫大坂，明治维新后改为大阪，本文统称“大阪”）城，使大阪短暂重归日本政治中心地位的丰臣秀吉（1537-1598）的介绍，也都付诸阙如了。甚至大阪乃至日本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德川家康与丰臣秀赖（秀吉之子）的大阪之战（1615），在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展品中，也仅留下一张“大阪之阵中烧毁建筑”的遗迹照片。

  取而代之的是社会经济与大众文化的视角。从地理上看，“中世的大阪位于淀川的渡边津和由该津向南延伸的熊野街道的交汇点上，显然是一处交通要冲。此外，在大阪的周边地区，以各种信仰和经济发展为背景，在河川和陆上的交通上出现了许多商店街”。江户时代的大阪存在着商人组织“大阪三乡（北乡、南乡、天满乡），可见其商业的活跃程度。在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大阪划为天领（幕府直辖），实际扮演物资生产地——日本各地与物资最终消费地——幕府所在地江户（今东京）之间的中转集散地的角色。譬如作为幕府主要经济收入的年贡米就要先汇集到大阪的“藏屋敷”里，整个城市里当时共有130余处。

  另外，当时日本的货币制度相当复杂，关东用金，关西用银，另外以铜钱作为辅助货币。这几种金属货币的兑换比率时常变动，承接此些金融业务的“两替商”（类似钱庄）也集中在大阪。于是，江户时代的大阪成为当时日本最大的商业都市，即所谓“天下台所”，人口多达40万人。由于掌握了巨大的经济力量，当时甚至会出现了“大阪商人一怒，天下诸侯震恐”的说法。这无疑也是大阪历史上继难波京时代后的又一个高光时刻。

  关于这一段时期，大阪历史博物馆颇为“难得”地进行了人物介绍。其一，是被誉为“主导了大阪产业、经济复兴及近代化”的五代友厚（1836-1885），以及鸿池幸芳（1865-1931），一个成功转型的财阀家族的代表。这一家族的生平，倒是能让人想起日剧《阿浅来了》（有趣的是，五代友厚这一个角色在剧中也有出现）。在日文里，“阿浅来了”与“早晨来了”同音，正是意喻新时代的到来。

  与剧中的白冈家相似，鸿池家族也是大阪的“两替商”出身，而且是其中的头部玩家，号称“十人两替”之一。明治维新后，新政府革除多种货币并行的混乱，对两替商人的经营釜底抽薪。但鸿池家成功进行了转型，转而经营银行（鸿池银行）与保险事业（日本生命保险会社），成功延续了家族的经济地位。当然，《阿浅来了》的剧情来看，转型并不轻松，成功者也只是少数。

  不过从鸿池幸芳的年龄来看，他成长的年代，鸿池家已然完成了转型。之所为大阪历史博物馆里会展出他的照片，其实是因为另一件事：鸿池家向博物馆捐献出了鸿池幸芳时期的生活用具，展现出当时的大阪生活面貌的第一手物质资料。在进入20世纪后，大阪已是一个勃兴的产业都市。1925年，大阪市人口超过210万，凌驾东京之上而位列日本各城市第一。当时的大阪也因此号称“大大阪”。

  为再现百年前的高光时刻，博物馆动用了几乎半个楼层，模拟出了当时大阪的繁华景象，有公用电话亭、农贸市场、商场，以及作为“大大阪”的象征的御堂筋（“筋”是“街道”的意思）的1/18街景模型。在展品陈列里，人类能看到脚踏缝纫机与电话机。这不禁令人想起新加坡国家博物馆里展出的类似物件。这些生活用品，俨然成为后进的东方城市“近代化”的象征物了。

  “大大阪”时代可以说是大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最为繁荣的时期，也是大阪历史博物馆整个布设的重头戏。令人感到失望的是，博物馆对随后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史实采取了回避态度，只是在展板里简略提到“将本地的人民卷入战争中”“青年被派往前线，女性、儿童和壮年以上的男性们则在当地组织的后方团体支援前线”，“战争末期，许多人在空袭中死亡”而已。至于战后的大阪，与整个日本一样经历了重建复兴与“经济奇迹”。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展设，着重提到了1970年的大阪世界博览会，并将其称作“高度经济成长的象征”。整个大阪历史博物馆的“到此一游”也到此戛然而止了。

  这似乎令人感觉些许异样。就近现代历史而言，新加坡与大阪一样发展成了繁荣的商业都市。但新加坡国家博物馆的陈设，是以“未来新加坡的愿景”这样一种充满自信与希望的方式结束的。为什么大阪历史博物馆偏要将“历史”限定在半个世纪之前呢？难道最近半个世纪，就如难波宫时代与本愿寺时期之间的几百年“空白”一样，乏善可陈了么？以旁观者的角度看，这或许也反应出了大阪在日本城市地位的低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就出现了向首都东京“一极集中”的现象。发展到现在，东京-大阪这一东西“两眼对称”早已不复存在。大阪市的人口不但远远落后于东京，甚至不及东京的卫星城横滨，连“万年老二”也保不住了……或许，正是出于对现实的无奈，大阪历史博物馆才会在展设中着力展现历史上的几个荣光时期：难波京、“天下台所”以及“大大阪”。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可惜在大阪历史博物馆里，游客似乎无从看到这点。